确实我们过去的上一代，不光是电视剧创作，包括电视剧文艺评论，对于《大明王朝1566》的基本的阐释和评论框架都无外乎就是忠奸善恶、王国不分、家国不分，再就是生产力，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被扼杀？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框架，忠奸善恶属于价值道德、个人素质层面，家国不分、朝廷不分是属于开始触及制度角度的讨论，对于封建王朝的一些讨论，包括如何遏制生产、资本主义萌芽如何被遏制、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为什么没发展起来。这些都是在上世纪十年代所被不断触及的问题，在后来对《大明王朝1566》的讨论当中也被反复提及，但是刚才说了没什么新东西，这套过去的阐释框架实际上都是停留在上世纪十年代的水平，新世纪的讨论也只不过是在新世纪的基础上有一个回响。

这里面的深层次问题就是我们在过去的评论和阐释框架当中并没有从生态、气候变化导致气候异常的角度来解读这个作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进入《大明王朝1566》，可能很多《大明王朝1566》或者刘和平老师的粉丝会觉得为什么都没看过这个电视剧，怎么敢说这个话呢？

我们从电视剧的开头来看，一开始的进入到这个电视剧当中，就是大雪、暴雪，那种鹅毛的大雪，忽闪忽闪得下来。当时的那个年代的服化道是今天看起来稍微有一点辣眼睛的红色的那种，或者是那种带着斗篷的服装，稍微有点夸张，但是从一开始这个剧的基调和气息就被奠定了，这个逻辑首先就是天不降祥瑞，天不降祥瑞这句话在前几集被反复地循环式的强调，而天不降祥瑞在当时其实就是雪灾，就是气候不正常，连续地下雪。按理说的话是瑞雪兆丰年，但是如果降雪量过大的话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在工业时代可能影响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如果在农业文明的阶段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整个的生产生活都要受到影响，所以在一开始就是这个奠定基本的气息啊气氛这个阶段当中呢天不降祥瑞成为了一个关键词。

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说在当时天不降祥瑞呢？其实呢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发现，确确实实在公元15、16、17世纪那一周期有所记载，实际上在当时就有一个大的气候周期的转型，开始由一个长达大几百年的一个气候相对温暖的周期进入到一个气候相对寒冷的周期，所以在气象学术界管那个周期叫明清小冰期。

小冰期这个概念在上世纪1930年代末期，应该是1939年，由相关的国外的科学家提出。小冰期的概念其实主要就是指在刚才讲的15、16、17世纪中间的一个全球性的翻转，并不只有我们中国的明朝清朝碰到了。实际上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这个小冰期对日常生活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可能对于我们整个世界历史结构的影响超过了我们原有的预期。

我们就先从这个框架进入，首先造成《大明王朝1566》起源开端，奠定基本气息、基本情绪的天不降祥瑞的起点就是气候异常，冬天的雪灾。通俗地说，也正是由于冬天有雪灾，打乱了原有农历纪年二十四节气框架下的农业生产，春种秋收的整个节奏被打乱了，所以才有后来这个情节再一步一步向下推，才有后来的剧情。其实改稻为桑在《大明王朝1566》当中实际上是虚构的，在历史上并没有，在历史上有气候变化，有极端气候条件，这个是可以追溯的，但是改稻为桑是刘和平老师为了把结构完整地表达出来，把很多线索穿起来，而虚构出来的国策啊。

明朝觉得到了那个阶段怎么办啊，需要改稻为桑，把一些稻田改为能够生产丝绸的桑田，沧海桑田的桑田，稻田变成桑田，所以是改稻为桑。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多做丝绸，这个也是暴露年龄啊，只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文化语境的人才明白他那个话里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时一看到那个时候我也笑了。

它基本的操作就是外向型经济，今天可能这个词都已经淡出我们主流视野当中了，它实际上是当时外向型经济框架下的一个认知，我们内部内循环不够怎么办？粮食生产生活、耕种都被打乱了，生产生活得不到保证了，朝廷缺钱，国库缺钱怎么办？那就需要改稻为桑，把稻田变成桑田，桑田做成丝绸，丝绸出口对吧？通过海外的海洋贸易、外贸来提高收入，所以这是这整个逻辑关系往下展开的一个基本结构，有一个因果关系。

但是这里边的复杂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评论一部电影电视剧，或者文学文艺作品它的水平高低一个重要的标准，不能是简单的忠奸善恶，好人坏人，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把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结构问题、问题、社会问题降格为个人恩怨，降格为道德层面、降格为个人素质，变成道德指摘。

《大明王朝1566》这部作品的经典性就在于其中首先它没有简单的忠奸善恶，没有说哪个坏人就是坏透了，哪个忠臣就是好透了，正义没有得到伸张的原因也不简单是因为坏人当道，它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或者简单的封建伦理式的这么一个展开。

《大明王朝1566》的复杂性就在于其中的严嵩、严世蕃，在当今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当中被认定是奸臣的这对父子，在里面其实也没那么坏，比如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在里面有过多次的反派演讲，其中我记得有一两个桥段就是骂从朝廷里出来之后的那些忠臣。包括他的爸爸还曾经批评他、怼他，说你太坏了，你就是借着改稻为桑之名贪污，巧取豪夺，把农民的土地兼并给这些由你们操纵的无良商人，里面有这样的指责。严世蕃有一个非常慷慨的反派演讲，意思是说好人都叫你们当了，你以为我不想当好人吗？现在天不降祥瑞朝廷怎么办对吧？王公贵族的生活水平不能下降，该办的这些堂会庆典，谁过生日啊，这些生活标准、招待的标准都不能降，这些一切都得照常的情况下，钱从哪来？谁不想当好人，好人都让你们当了。

这位严世蕃的扮演者就是后来《人民的名义》当中的经典角色高育良老师，《大明王朝1566》那会他还相对年轻一些，所以你能感受到他说话中气更足啊，确实角色的扮演水平非常高。他在他一再的反派演讲当中呢就提到了他作为反派的逻辑，所以这个人物也就不是简单的忠奸善恶，这是第一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就是不仅仅是简单的忠奸善恶、好人坏人、道德水平高低，而是说其中的反派角色也都有很多无奈。这里面严嵩和严世蕃父子虽然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还不是这个剧要处理的主线，这个剧里要处理的是嘉靖皇帝和海瑞的关系，也就是封建伦理下的君臣关系。因为按照传统的封建伦理，或者按照一般道德标准的话，刚才讲忠奸善恶的框架实际上在这里就站不住，同样的话我们看这对君臣关系啊，封建伦理当中，或者说我们一般处理明清这一题材的作品当中，所常触及的这个讨论框架就是这个皇帝行不行，这个大臣行不行。

在这个剧当中，它的经典性在于皇帝也很无奈，不只是大臣无奈，皇帝也很无奈。刘和平在创作时用了很多非常超现实的手法，比如说陈宝国老师扮演的嘉靖皇帝很长时间都把自己一个关在屋子里不出来，好像是还不洗脚、不洗澡，让人感觉这个人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还有一些超现实的一些镜头是陈宝国老师披头散发，跳来跳去，表达他也是到了墙角里啊。

有一些事情啊之所以那么处理，就像那个严世蕃的反派演讲，并不是他不知道，并不是说他主观上想这么做，而是当他操持了这么大的一个王朝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其实也很孤独，不断地表达他的孤独感。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和平老师他们这一代具有作家作品意义上的老编剧确实是深受八十年代个人是历史的人质这个基本观念的影响。

实际上包括列夫托尔斯泰也都提到过，说皇帝可能是历史结构中最好的一个人质角色。在整个结构当中，这对君臣关系也是被绑架的，或者说在这个意义上就说明白了，不只是黄志忠老师扮演的海瑞很压抑，陈宝国老师扮演的嘉靖皇帝同样也很压抑。这里边没有明显的好人坏人，你不能简单地说谁行谁不行啊、谁道德谁不道德，或者谁更正义谁更不正义，这个角度来概括，它是呈现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这么一个囚徒困境。

在当时的历史结构当中的话，这些人物啊无论是忠奸善恶也好，正派反派也好，还是说君臣也好，都在这么一个非常压抑、纠结的历史结构当中。而这个历史结构的帽子，就不是说气候决定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历史结构的帽子实际上指的就是当时气候异常，具体来说就是明清小冰期。在冰期气候开始变得寒冷，气温大幅下降这么一个框架下，所导致的对于农业文明的一个激进毁灭性的打击。

而这个打击呢并不是说只有在《大明王朝1566》十六世纪末这个框架下，在我们大中华文化区域才存在。实际上整个十六、十七世纪一直到刚才讲的无夏之年这么一个框架，一直到十九世纪，这种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冷、气温下降所带来的影响都是不断被触及的一个问题。

其实也包括我们今天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角度，包括整个西欧区域，对于西欧的影响也特别大，所以当时他们需要去向海外去扩展殖民地，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殖民热？就是因为原有的区域粮食生产在农业文明的框架里不够，所以就像《大明王朝1566》一样需要一些新的政策，尽管是虚构出来的，但也是一个基本的线索，在内部这个小循环搞不定，就需要通过外部外向型的，通过国家有组织地改稻为桑，制作丝绸换取外汇，换取外部收入的这个框架下。

在西欧南欧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殖民地带来新的粮食新的财富。或者说就是后来不断地给我们构成了比较民族的悲情记忆的自由通商，他们需要以自由通商这个框架不断地去靠外部的增量来解决内部问题，这也是构成我们这个悲情起点的一条线索，从晚明到晚清是有条完整的线索，构成我们悲情起点的1840当时的一个基本框架，就在于需要寻求外部增量的西欧和南欧，对于整个在气候变冷周期的农业文明来说，当时都面临的这么一个处境，所以当时需要不断地向海外拓展。在向海外拓展的过程当中，东西方文明开始遭遇了，构成了我们1840年以来这么一个悲情的起点。所以这里面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中心线索就是从明清小冰期开始啊，从《大明王朝1566》开始，所奠定的这么一个悲情的气息、悲情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