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提出“还我普通人”之后，边缘化的人物形象逐渐显影于电影创作之中。老人、失业游民、小偷等诸多徘徊于主流视野外的人物渐次走回银幕之中。他们不再仅仅作为影片建构的一种道德符码，或是其他人物的一种扁平陪衬，而是经由他们表达对生活本身的省思。

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所拍摄的《温别尔托·D》（又名《风烛泪》）被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称为“一部纯粹的杰作”，影片讲述了一位退休老人“无所事事”的晚年生活。该片摒弃了此前电影中对于戏剧性的参照，排斥了电影创作中的“省略”，而以“零碎事件”向银幕归还老人的日常生活。电影中有一个讲述“老人睡觉”的片段，一段商业影片中两三个镜头便可展现的画面，导演却穿插着整理被褥、赶走蚂蚁、呼唤爱犬、女仆敲门等零碎事件，呈现出生活中被省略掉的内容。这段长长的“时间”，向内作用于影片，使漫长且无聊的时间与老人的风烛残年相对应，映衬人生暮年时的孤寂；向外作用于观众，使观众在“慢”的影像里体会剧中人的时间流逝，促进内心情感的绵延。

这种“慢”，后来成为诸多导演处理电影中老人形象的一种方式。无论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萨蒂亚吉特·雷伊，还是小津安二郎、侯孝贤、万玛才旦等导演，他们电影中的老人形象往往都与“慢”的时间挂钩，使影像逐渐走向一种“状态”。如小津安二郎《东京物语》结尾，失去妻子的老人独居家中，轻摇蒲扇，视线向画外望去，若有所思，游走于“物”与“思”之间的物哀之情缓缓流出。同样，侯孝贤《童年往事》中，祖母每日坐在方桌旁摆弄针线，当其离世之后，导演再次拍摄祖母常用的方桌，斯人已逝而静物长留，此刻的方桌俨然代替了已故祖母的在场。在这里，小津安二郎与侯孝贤均以极为隐忍克制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形象，以固定机位长镜头的形式捕捉不断流动的时间，进而使得影片在此刻构成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剧中人物对于生命、生活本身的思索与反应，在流动的时间里引领观众走向沉思，宛如剧中老人于夕阳残尽中对人生的回眸，让影片增添了一份厚重，生成难以言说的情感，或曰“余味”，或曰“苍凉”。

在不少国产影片中，同样会以这样的“慢”去展现老人的状态，由此回眸生活的种种，导演们试图通过自身的创作视角为观众提供思考老年生活的窗口。无论是马俪文的《我们俩》、乌兰塔娜的《暖春》、哈斯朝鲁的《剃头匠》，还是许鞍华的《桃姐》、张涛的《喜丧》，抑或李睿珺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王全乐《空巢·归鸿》等老年题材电影，或多或少暗合了这种逻辑。如在《我们俩》中，女孩去探望房东老太太，画面并不是二人的寒暄和对话，而是展示进门、牵手、落泪、拿东西等动作。在克制的镜头下，最为朴实的动作反而表达了情感，得意而忘言。女孩走后，画面切换为雪景与连绵的树林，长镜头下的连绵森林恰好指向了老人生命的最后归宿——回归于生命的岑寂。在老年题材电影中，导演往往隐忍克制，拒斥过度的煽情，以长镜头的形式展现时间、生命与情感，增加影片的厚重与对生活的沉思。

近年来，不少老年题材电影似乎有意无意地转变了处理方式，这些电影往往更加注重利用戏剧性事件在影片中形成突转。这种方式看似是回到好莱坞的叙事策略之中，实则是对生活的屏蔽。这些戏剧性的突转事件往往与“疾病”相关，如杨荔钠《妈妈！》中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女儿、乔思雪《脐带》中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母亲、韩延《我爱你！》中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赵欢欣等。

老年题材电影与疾病的设置相伴本无可厚非，但诸多导演借疾病作为影片煽情的戏或故事的转折点，或以疾病作为某种“隐喻”来增加影片所谓的深度，俨然遮蔽了老人生命余晖中应有的闲寂与对自身生命经验的回溯，使影片呈现得过于矫情与失真。诚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示我们应当经由对疾病的了解，去了解自身及其隐喻下所蒙昧的。

此外，部分国产老年题材电影还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情感重心的转移，即老人的情感重心由亲情转向爱情，“黄昏恋”便是最典型的模式。最近热映中的电影《我爱你！》便沿袭了这种模式。影片设置了三组不同的“黄昏恋”：试图朝暮相守的常为戒和李慧如、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谢定山和赵欢欣、情深似海却爱而不得的陈校长与仇美灵。在这三组关系中，以常为戒和李慧如彼此相遇、相识、求爱、误会、追寻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另两组则为陪衬。然而，这份主线爱情过于浪漫化，沦为“老年偶像剧”。显然，过度的技巧与戏剧性处理，限制了影片情感的张力。值得注意的是，纵使“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老年题材电影在塑造“黄昏恋”时应保留老人应有的生命经验，警惕降格于“琼瑶”式的偶像剧情节之中。若过度依赖于快节奏的剪辑、极具煽情意味的台词与配乐、网络热词等商业电影的吸睛形式，那么老年题材影片便会失去应有的纵深感与生活的厚重感。

正如安德烈·巴赞所言“电影最终改变了生活，当然生活毕竟还是生活”。当老年题材电影沦为一种吸睛的范式，那么必然失去了生命与生活本身的厚重，倘使这种厚重感趋于式微，试问影片最终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